大唐的艺术美学

　　推荐理由：本书是台湾美学大师蒋勋先生在美学领域的经典代表之作，此次全新修订彩色珍藏版，增录图片、年表、索引。

　　玉石、陶器、青铜、竹简、帛画、石雕、敦煌壁画、山水画……蒋勋在这些被“美”层层包裹着的艺术作品中，开始逐渐思考起它们形式的意义。经过一次一次时间的回流，将历史的渣滓去尽，蒋勋看到了它们透露出的真正的时空价值和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三百多年的南北分裂中，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把南北方最优秀的文明之精华加以糅合，产生了盛大的盛唐之音。大唐是难以用一种美学规范的，它太庞大、太纷杂，呈现了太多不同的面貌。

　　规则与叛逆—大唐美学

　　似乎三百多年的南北分裂中，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把南北方最优秀的文明之精华加以糅合，才产生了盛大的盛唐之音吧。

　　隋唐是根源于北齐、北周系统而来的政权，属于北朝文化，隋唐的王室也多染胡风，鲜卑等外族势力仍然在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北齐、北周、隋等朝曾经在艺术上创造了一种特别拘谨方整的艺术形式，大部分的雕塑，刻线平整，造型简单而又归纳为几何形状的明显倾向，是对于西魏风格太过流动表现的抑止与平衡。这种端正平整，似乎预示着一个动荡纷扰的局面将要结束，经过一次高度的收压，完成形式的严格要求，便成为入唐以前美学的主题了。

　　其实我们常常拿来作唐楷代表的书法家欧阳询，他在书法上所创立的严整“楷模”，却是隋的美学风貌。欧阳询生于公元557年，入唐时（公元618年）已经61岁，我们应当注意，欧阳询的书法，是隋代美学继承北齐、北周遗绪完成的形式。他在入唐以后的杰作，也一脉继续着隋的《龙藏寺碑》《苏慈墓志》等严整的风格，是中国视觉艺术上“端严方整”形式美的极致，至今仍为“楷”的极则。

　　初唐显然是整个接受了隋的艺术遗产，却在贞观年间，借助于太宗的雄才，在文化上打开了真正飞扬跋扈的局面。太宗的好二王书，不惜余力地搜求南朝名士的法帖，大概不能只当作传奇轶事来谈，其中的确隐藏着从北朝系统下来的政权，在文化上对自在飞扬、婉转华丽的南朝文化狂热的爱慕与向往吧。这样看来，唐代，特别是我们所谓的“盛唐”，一方面是对于北朝文化中“规范”“楷模”“律则”“纪律”的继承，另一方面却又是对这“楷”“律”的不屑与叛逆。

　　我们所谓的盛唐，书法上建立了影响后世达一千几百年的“楷书”，文学上建立了诗歌上奉为典则的“律诗”，艺术的形式，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似乎水到渠成，要出现完美的规格了；而另一方面，意气风发的李白、张旭、公孙大娘、吴道子，纷纷在诗歌、书法、舞蹈、绘画上要叛逆规则、打破形式，要长啸而起，任情纵恣，笔走龙蛇，使人惊叹、仰望。大唐世界，是在北朝与南朝两种不同的传统中激荡而出的灿烂的火花。大唐的艺术，也便是在形式的规则与形式的叛逆中互动的结果。

　　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如果是大唐规则美的典范，张旭的狂草书帖便是那大唐处处要叛逆规则却“无入而不自得”的另一种向往。李白用字奇险，在诗歌形式上，《蜀道难》的“噫！吁！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多么的惊讶，在奇险中兴奋地欢呼啊！他那样不屑于规则，使人惊慌、使人羡慕，不断的惊叹号，不断地在短音与长句中造成对比、跌宕，步步都是断崖，摔下去要粉身碎骨，然而李白和张旭携手走来，却如走索，在他人惊叹目眩之时，还可以回旋纵跳，耍一耍花招。

　　有人以为，晚李白十一年诞生的杜甫是分别盛、中唐的关键，似乎到了杜甫，一切盛唐的纵恣狂想都要尘埃落定，回复到规则的遵守中去了。但是，终唐之世，规则的严整与规则的叛逆似乎一直并行着，而且，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不同的动力激荡中才有大唐艺术灿亮动人的风貌吧。大唐是难以用一种美学规范的，它太庞大、太纷杂，呈现了太多不同的面貌。李白与杜甫，至今为人争论不休，争论他们的优劣，然而，李白与杜甫，也许加起来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盛唐。如同欧阳询与张旭，李思训与吴道子，颜真卿与怀素，白居易与李商隐……似乎我们在唐代看到的常常是这样极端不同的对立与矛盾，但是，仔细看，狂放中有收敛，拘谨中有叛逆的向往，这两者的完美互动才正巧是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唐世界。

　　色彩的迸射—唐三彩器

　　李白光耀四射的文字，的确是大唐最动人的魅力。因为有稳定的规则作为基础，唐代美学上的大叛逆才不流于粗野浮嚣。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一个时代这样奔腾，把感官做最激烈的煽动。那是南北朝门阀世族的矜贵之气的遗绪。

　　唐太宗修《氏族志》，有意在贬低门阀；高宗武后极力重视科学，也在压抑传统门阀的势力。但是，中唐以前，门阀仍然是左右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在文化上，到了门阀势力的强弩之末，反倒有夏日晚霞极奇灿烂的表现，也正像极了流行于初盛唐的三彩陶一样，那釉料的自由流动融和，强烈大胆的色彩笔触，几种强烈的黄、褐、绿、蓝，交织成异常兴奋的视觉效果，使人感觉着那个时代饱满充溢的精力，四处弥漫，仿佛不能被规矩与限制束缚，放射着空前未有的自由浪漫的气息，是陶瓷史上的奇葩，也正是大唐美学具体显现的实例。

　　据说，三彩器的色彩与花样来源于染缬。这种颇具外来风格的印染效果，形成了不同于墨绿釉陶的朴厚，也不同于宋瓷素净的美学风格，以缛丽、迸射的色彩在盛唐一枝独秀。

　　大部分三彩器的盛唐陶俑，由于当时盛行厚葬的缘故，保留了唐代生活的各面。其中最常见的是妇人俑、马俑。妇人与名马，构成了唐代贵族美学的中心。妇人俑有丰满与瘦细两种，前者为宫廷贵族仕女，后者多为歌舞伎。她们装束大胆艳丽，一方面，说明着唐代宫廷贵族豪奢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的确呈现了那崇高雄健自由的时代女性的地位风貌。杜甫《丽人行》中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那样直接地歌颂着妇人之美，正是盛唐个人生命极放的反映。

　　唐马夭矫跋扈，鞍鞯笼络闪耀生光，是在丝绸和珠宝装饰下华贵娇宠的马匹，它们又是那威赫一世的大帝国开疆拓土的象征，便在那华贵骄矜中露着刚毅劲健、豪阔腾达的气质。唐的胡人杂技俑，则是点缀于这盛世的花朵。仿佛一个胡商云集、贸易频繁、弦歌袖舞不辍的长安城又在眼前。1957年西安南河村出土的鲜于庭诲墓是初唐的重要墓葬，许多墓中的陪葬三彩俑也成为初唐三彩器中最可靠也最具价值的代表器。一件三彩骆驼乐人俑，骆驼背上铺设了座子、波斯地毯，上面乐者弹琵琶、吹奏笛管，歌者引啸而唱。是极为生动的雕塑，也是色彩华丽的三彩器，说明着大唐胡汉杂糅的事实，而当时的长安城，也便如今日的纽约，是7世纪国际政治与经济的重心之地。而三彩器，这样夺目灿烂，却在短短的盛唐流行过后，一去而不复再见，仿佛正象征着这繁华的大唐世界，随着门阀的没落，随着科学兴起带动了文人阶层，随着自足经济的庄园形式，演变为交换经济的工商业城市，这门阀世族的华贵与骄矜的艺术之美也便一去而不复返了。

　　我们对大唐有太多的向往、眷恋、回忆，看来，大唐是以独一无二的姿态纵霸着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然而，峰回路转，中唐前后，也正是中国美术变迁的关键之处，贵族华胄之美要没落，文人艺术要兴起；人物画达于巅峰，山水画后浪推前浪，要取而代之，大唐正是波澜壮阔，几道水流此起彼伏，绾扭在一起，不容易看出历史的脉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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