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泛槎”典故唐代接受史

 　　“张骞泛槎”的典故约成形于北朝初期，内容杂糅史实与传说，尤因主人公系世所公认丝绸之路开辟者，遂具有鲜明史地背景而影响广泛。唐朝的边塞诗、传奇和敦煌变文用典中亦多与有通西域印记的“张骞泛槎”相关联。特别是“诗圣”杜甫不断援引入诗，兼以两宋文人笺注解析，“张骞泛槎”流播、接受史不断扩展，几深入历代文学样式的诸多方面。

　　相传人类若乘木槎随波逐流，便可能从海天一色处穿越时空，直上九霄云汉遭遇牛郎织女，抑或逆黄河源头通天河亦然。该传说始见于西晋张华《博物志》；此后西汉历史人物张骞被树为泛槎主人翁，该典更受南北朝身兼迁客骚人的宦游文人青睐，常被运用于文学创作，这多与其有类似张骞身处绝境不辱使命的人生体验有关。

　　“张骞泛槎”播及唐代达到高潮，其朝野喜欢、接受程度，几贯穿朝代始终，为上至帝王将相、文人雅士赋诗作文，下至世俗民间文学，远及西域敦煌文学等广泛采纳。当时主流文学形式诗歌就该典传播，自然起着极其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为此，宋元之交工诗善文的周密《癸辛杂识》曾表达过这样的疑惑：乘槎之事，自唐诸诗人以来，皆以为张骞，虽老杜用事不茍，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无处问张骞”之句。殊不知，唐人就该典本事是非几忽略不计；故自唐代立国起，该典主角已随成书于北朝的《荆楚岁时记》流播范围扩大，被定型为张骞而出现在众多诗人笔下。

　　典型例子是征服四方，成就一统之业，实现大唐帝国完成式的唐太宗李世民《感旧赋》，虽不曾直接道及乘槎典故，但其赋文“余将问罪于东夷，……仰烟霞兮思子晋（神话人物周灵王太子王子乔），俯浩汗兮想张骞”的“浩汗”特指水势盛大貌。故此“俯浩汗兮想张骞”的象征意义，当与南北朝以来泛槎典故相契合，只不过婉转借用该典表达了东征坚定决心。而韦皇后之女，于京洛大造第宅，甚至仿造东晋“书圣”王羲之曲水流觞池，邀唐中宗数次临幸置酒赋诗的长宁公主流杯池，则明显带着夸饰炫耀口吻直白援引本典，以描绘豪宅水域辽阔。所谓：沁水田园先自多，齐城楼观更无过。倩语张骞莫辛苦，人今从此识天河。

　　梳理泛槎典故的唐诗接受史不难发现，在“今逢四海为家日”的唐代，诗人以此赋诗作文立意，与之前割据分裂南北朝文人用典相比，不再单独侧重于身处异乡心系故土的乡关情结，而是进入更为广阔自由的文学创作空间，寄寓思想情感愈加丰富而微妙，更多表现向往张骞般实现亲身泛槎腾空上天得见织女，获赠支机石还蜀为严遵君平识破本事所传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倾向。像张环天象文学作品《秋河赋》的“乘槎之子兮上不上，弄杼之女兮归不归。”唐初因善赋而与工诗的李百药并称“李诗谢赋”的谢偃《明河赋》：将欲问之于槎客，如何欲决于严君？“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的“迷方看博，邀赤斧于禺山；失路乘槎，问君平于蜀郡”。工诗与苏味道齐名并称“苏李”和“文章四友”之一的李峤《星》：蜀郡灵槎转，丰城宝剑新。善文辞，诗与沈佺期齐名号称“沈宋”的宋之问《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性豪侈，不拘细行，世称“李北海”的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传闻银汉石支机，复见金舆出紫微。织女桥边乌鹊起，仙人楼上凤凰飞。流风入座飘歌扇，瀑水侵阶溅舞衣。今日还同犯牛斗，乘槎共逐海潮归。邵升《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的“无路乘槎窥汉渚，徒知访卜就君平”。皆然。

　　而将“张骞泛槎”借用到与己相关或欲表达意境的其他诗歌，尚有“初唐四杰”另一位代表人物杨炯《送东海孙尉诗序》的“晨看旅雁，君逢系帛之书；夕望牵牛，余候乘槎之客”。宋之问《鲁忠王挽词》的“气有冲天剑，星无犯斗槎”。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的孟浩然《除夜乐城张少府宅》：云海访瓯闽，风涛泊岛滨。如何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平生复能几，一别十余春。等等。鉴于泛槎典故在《荆楚岁时记》里被归属事发七夕时节，尚有不少涉及该典的唐诗跟作者的七夕活动有关，如初唐写过多首七夕诗的任希古《和东观群贤七夕临泛昆明池》：泛查分写汉，仪星别构天。卢照邻《七夕泛舟二首》之一：石似支机罢，槎疑犯宿来。天潢殊漫漫，日暮独悠哉。李峤《同赋山居七夕》的“石类支机影，池似泛槎流”。李商隐《壬申七夕》的“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等等，不一而足。

　　“张骞泛槎”经初唐、盛唐诸多文坛名流、诗人追捧、援引从事再创作而广为传诵，受众面呈扩大态势，文艺表现形式也发酵为多样性，不再局限于唐诗，流传空间更深入西域边陲。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就向人们讲述了唐开元、天宝年间“变文”这一新兴文学样式，经过长期酝酿，并得到皇帝爱好和提倡，配合音乐使用遂成为时尚曲调的成长过程，这其中也包括有脱胎于泛槎典故的《皇帝感》。

　　敦煌文书伯三九一○卷《新合孝经皇帝感》歌唱的是张骞见西王母的故事，前一段是一篇押座文，以“上说名王行孝道”开始，“听唱张骞一曲歌”结尾，共二十句，始入正文：“张骞本自欲登山，汉帝使遣上升天，今朝得遇西王母，驾鹤乘龙上紫烟。”写到遇见织女情形为：“张骞寻河甚迟迟，正见织女在罗机，五百交梭一时动，五百钻头并相随。”

　　另外，敦煌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还有将张骞泛槎和东方朔盗桃组合演绎的变文。

　　随着唐的盛极而衰，与周边民族政治、军事、外交和本身社会矛盾复杂丛集，这时期泛槎典故在关心国运、时势安危的文人骚客笔下，仿佛又多了一重心系家国的现实关怀理念。在这方面，“诗圣”杜甫实属唐代援引“张骞泛槎”作诗最多并寓意最深刻、最贴近时政国运的诗人。他有至少四首诗涉及“张骞乘槎”，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再如《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的“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张骞”。又如《哭李尚书之芳》的“修文将管辂，奉使失张骞”。

　　杜诗较多侧重于时政民生而忧国忧民，跟他平生颠沛流离，从而希望国强民富、天下安宁的民本思想有关。因此，他运用“张骞泛槎”，显现出与其欣赏的前辈文学家、也是唐前以泛槎典故作诗频率很高的庾信相同的乡关情结。结合同时稍前先后出世隐居终南、入世任县尉，复职作太祝，迁监察御史，安禄山陷长安迫受伪职，后脱身归朝却被贬死于岭南的储光羲曲折人生经历，其《夜到洛口入黄河》诗云：河洲多青草，朝暮增客愁。客愁惜朝暮，枉渚暂停舟。中宵大川静，解缆逐归流。浦溆既清旷，沿洄非阻修。登舻望落月，击汰悲新秋。倘遇乘槎客，永言星汉游。似乎同样是在以泛槎典故暗中表露忠于唐王朝的拳拳真心，因而笔底心事仿佛也较为接近满腹委屈块垒而寄人篱下的南北朝以该典入诗者的真情实感。

　　怀着同样的情绪并用典，在大抵同时也不愿为官甚至作诗讥诮权贵而求归于吴，贞元五年全家隐居茅山的顾况诗中，似乎已退尽火气，轻松了不少。《送李秀才入京》诗云：五湖秋叶满行船，八月灵槎欲上天。君入长安予适越，独登秦望望秦川。在此，泛槎上天简直又成了进京求取功名的同义词。这跟唐代文学史上因与柳宗元友善又与白居易唱和而有“刘柳”与“刘白”之称的另一位著名诗人刘禹锡《逢王十二学士入翰林因以诗赠》传递的诗意很有几分相似——厩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汉杳难从。定知欲报淮南诏，促召王褒入九重。

　　诗风平易而与白居易齐名时称“元白”号“元和体”，宫中呼为“元才子”的元稹虽论事为执政者所忌多次遭贬官，但总体上官运顺遂，因而他对泛槎典故在自我创作上的运用，也举重若轻，没有夹杂历史或时事沧桑的厚重感，反倒有些谑而不虐的盎然机趣。《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谢兼广为四韵》云：枕截文琼珠缀篇，野人酬赠壁州鞭。用长时节君须策，泥醉风云我要眠。歌眄彩霞临药灶，执陪仙仗引炉烟。张骞却上知何日，随类归期在此年。《石榴花》云：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几乎与元氏同时而结交诗人李贺，又尝游于韩愈门下以文词得名的沈亚之，运用“张骞泛槎”的意趣大抵与元氏相仿佛。《题海榴树呈八叔大人》诗云：曾在蓬壶伴众仙，文章枝叶五云边。几时奉宴瑶台下，何日移荣玉砌前。染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风烟。应笑强言河畔柳，逢波随浪逐张骞。

　　值得一提的是，名列《唐才子传》的元稹、沈亚之既是诗人也是当时传奇小说高手。而大抵同时但生平不详的李冗撰著轶事兼志怪小说集《独异志》卷上，也有一则基本以西晋张华《博物志》“八月槎”为蓝本的“泛槎”传奇。不仅如此，据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援引《洞天集》之《严遵仙槎》载：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已来失之，槎亦飞去。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和八年擢进士第，开成三年登科博学宏词的赵璘《因话录》载：

　　《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都是凭虚之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宝历中（825-826），余下第还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是何物也。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

　　由上记述，足见中唐有关“张骞泛槎”的传播，似乎随着之前杜甫等前辈诗人作品的广泛引用在当时文坛、社会愈演愈烈，一度甚至敷衍、虚拟出被允许进入宫廷内苑收藏的所谓“支机石”、“张骞槎”、“严遵仙槎”之类至今让人感觉神秘莫测而不得要领为何物的不明荷载飞行器。而在此社会政治大环境底下，要想如赵璘般保持世浊吾净、众醉独醒的清醒头脑，看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毕竟泛槎典故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正好相反的是，它一定意义上还代表着积极奋发向上的人生进取精神，以至于其时有何类瑜者，为此还专门撰有天象文学作品《查客至斗牛赋》。因此，尽管赵璘是唐代第一个就所谓“张骞槎”真伪和“张骞泛槎”真实性表示质疑并加以指正的严谨学者；不过，唐代文坛又似乎仅此一人，再无他人愿排斥“张骞泛槎”这一美好传说而将其废置不用。这说明唐代对于泛槎典故有着强烈的接受愿望，文人雅士甚至包括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全体受众，都不愿纠缠于该典是否符合历史原型的细枝末节，反而热衷于相信与接受张骞是有上天会仙本事的“凿空”行家，因为现实生活中传为张骞通西域引进的种种实实在在有别于华夏帝国的风物土产，似乎正是这样直接而又明了的确凿物证。因而“张骞泛槎”在中、晚唐文坛依然盛传不衰，成为众多诗人创作的思想源泉，这方面的例子委实不胜枚举。

　　譬如颇得李德裕知遇的著作郎卢肇《天河赋》涉及天河、河源、乘槎；又如性多儿女之情的玉溪生李商隐《海客》诗，更把泛槎、赠石故事写得极富儿女情长而延续了读者的想象空间——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而博通经史，诗多刺时的邵谒《览张骞传》则云：采药不得根，寻河不得源。此时虚白首，徒感武皇恩。……仙骨若求得，垄头无新坟。不见杜陵草，至今空自繁。同时同样工诗有名，是为“咸通十哲”之一周繇的《望海》，似乎对于泛槎通使另有一番态度：“苍茫空泛日，四顾绝人烟。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岛间应有国，波外恐无天。欲作侀犊停蝗ジ裟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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